南海仲裁案及其結果，提出一個現(xiàn)實的問題：亞洲是否會“中東化”？

　　南海仲裁案及其結果，提出了一個相當現(xiàn)實的問題，即亞洲是否會“中東化”？這里的問題更在于域外力量所扮演的關鍵角色。

　　中東化就是中東亂局，包括內部秩序和區(qū)域秩序兩個方面。近代以來，西方帝國主義強勢介入中東事務，二戰(zhàn)之后的中東秩序就是美國和西方主導下所確立的。冷戰(zhàn)結束后，美國便主導了中東秩序。中東國家的內部秩序和區(qū)域秩序缺乏自主性，高度依賴外來力量。一旦美國開始衰落，中東的秩序便跟著動搖起來。今天，即使美國對中東懷有良好的政治愿望，其能力已經大不如前。并且，美國在很多時候都是“好心做壞事”，導致只有破壞，沒有建設。

      美國在“9·11事件”之后開始反恐怖主義戰(zhàn)爭，希望通過“大中東計劃”，在中東推行美國式民主。但現(xiàn)實是，美國根本建立不了最基本的政治和社會秩序，在最低限度上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，乃至生命。中東原有政體的解體，導致了無政府狀態(tài)，涌向歐洲的難民潮便是中東政權解體的產物。更為嚴重的是，在原先政權解體之后，宗教激進主義找到了巨大的空間。

　　穆斯林激進主義不僅發(fā)生在中東失敗國家，也發(fā)生在治理比較好的國家，例如土耳其。土耳其總統(tǒng)不僅容許而且鼓勵激進宗教力量。但對美國來說，只要政權是用民主方式選舉出來的，便加以容許甚至支持。從長遠來看，激進宗教主義的后果不堪設想。沒有人會相信，中東可以在可見的未來建立起一套新的治理秩序。

  中東亂局說明了，如果秩序（無論是國內秩序還是區(qū)域秩序）缺乏自主性，就毫無保障。外在的力量不是牢靠的利益相關者，一旦利益相關程度下降，它便會離開，留下爛攤子。當美國在中東具有巨大利益時，會拼命干預中東事務，一旦這個地區(qū)的“收益”小于其“成本”，美國便要脫身，這個地區(qū)的秩序突然失去了依靠，亂局變得不可避免。

         亞洲也面臨“中東化”的可能

        為什么說亞洲也面臨“中東化”的可能性呢？這主要是因為域外力量（或者外力）的影響，它包括大國政治化和國際化。大國政治化指的是域外兩大力量即美國和日本（或者美日聯(lián)盟）的介入。至今美國和日本最為積極；并且也有越來越多的證據使得人們相信，這兩國一直是這個案子背后的操盤手。

　　“外力”倒并不是說，美日在本區(qū)域沒有任何利益，而是說它們不是本區(qū)域最直接的利益相關者。美日在本區(qū)域的情形和美國在中東的情形類似：這兩國深度卷入本區(qū)域，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；但如果這個區(qū)域變成了亂局，卻不會對兩國產生致命的影響。

     “國際化”指的是菲律賓（主動地或者在美日的支持下）單方面地向常設國際仲裁庭起訴中國。仲裁法庭具有高度的商業(yè)性，即受雇于菲律賓，服務于菲律賓。中國有充分的理由質疑。這種形式的國際化就產生了無窮的問題。首先是判決會受商業(yè)利益的影響。其次，法官本身的政治或者意識形態(tài)傾向容易影響判決。其三，法官需要有充分的知識來了解情況，而非僅憑借菲律賓所提供的信息。南海這樣高度復雜的案例，對這些法官來說無疑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。

　　實際上，在這樣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判決中，人們不難看到，理想中的法治（rule of law）已經演變成律師主宰（rule of lawyer） 或法官主宰（rule of judge）。從判太平島是“礁”而非“島”的案例中，人們也可以看出，這些法官也有可能引入非常激進的思想，為本區(qū)域的失序提供“法理”的基礎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中國有能力保障本區(qū)域的秩序

中國南海問題兩個發(fā)展方向

　　南海仲裁案的判決完全否定了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權利。中國從一開始就采取“不參與、不接受”的原則。當然，中國的行為并非特殊，其他大國也經常不接受類似的判決。判決很難在實質層面改變南海問題的現(xiàn)狀。盡管如此，中國南海問題有可能向兩個方向發(fā)展。

　　其一，南海問題有可能繼續(xù)朝著沖突的方向發(fā)展。美、日等國一直在重復強調中國要接受判決。菲律賓和越南等聲索國的表述盡管不那么直接，但也是希望中國接受。其他一些非聲索國因為擔心和恐懼中國的崛起，也是希望中國接受的。同時，越南等其他聲索國的下一步選擇很重要，如果它們認為也可以通過仲裁為自己求得利益，就會仿照菲律賓去做。再者，即使這些國家愿意回歸到和中國的雙邊談判中來，美、日也會千方百計地縱容和鼓勵這些國家找中國的麻煩。如果這樣，南海問題就會繼續(xù)惡化下去，直至發(fā)生沖突。

      其二，南海問題也有可能朝著和平與合作的方向發(fā)展。現(xiàn)在仲裁案已經過去，各國回歸到一個新的、更高層次的原點。各方都意識到所謂的法律并不是有效的解決方法之后，可能回到通過政治和外交的途徑來解決問題的道路上來。

　　對積極的方向，各方需要爭取，但不能對此抱有幻想。南海問題已經演變成高度國際化和大國化的問題，有關大國并不會輕易放棄已經為中國制造出來的“麻煩”（即仲裁庭作出的不利于中國的判決）來對中國施加壓力。不僅菲律賓本身要利用判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，即使菲律賓總統(tǒng)有很強的意愿和中國改善關系，實際結果也會很有限，因為美國可以通過很多方法，對菲律賓施加莫大的壓力，避免其“走近”中國。

      如果往沖突的方向發(fā)展，本區(qū)域陷入中東陷阱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。如何避免？如前文所說，很難要求美、日等域外大國做有助于本區(qū)域穩(wěn)定的事情，而是要依靠本區(qū)域的主要角色，即中國、東盟和其他聲索國的努力。

　　中國的角色最為關鍵，因為中國是本區(qū)域的大國，也最具有能力來保障本區(qū)域的秩序。中國最早提出“擱置爭議、共同開發(fā)”，但沒有引出其他國家的積極回應。越南和菲律賓等國遠早于中國造島，中國造島只是對其它國家行為的反應?，F(xiàn)在，中國已經改變了從前被動的角色，可以利用已經造好的島礁為其他國家提供服務，包括航行安全燈塔建設、避風港、緊急救助、海上搜救等等。中國也可以再次提出“共同開發(fā)”方案，和其他國家進行漁業(yè)協(xié)定談判、海底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保護、海洋資源保護和共同開發(fā)等項目。

     中國有能力分化東盟

　　對東盟來說，再也沒有比獨立的外交政策、保持中立性更為重要的事情了。一旦選邊，無論是選擇美國還是中國，東盟的分裂就會變得不可避免。東盟到今天為止仍然是比較松散的協(xié)會。這種松散性既保證了東盟的生命力，也表現(xiàn)了其弱點，即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抵御強大的外力。盡管中國理解東盟和美國緊密的戰(zhàn)略關系，但不可能容許一個整合而針對中國的東盟。

　　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，都有足夠的能力來促成東盟的“分化”。美國所認為的中國會“自我孤立”只是臆想。中國如果像美國那樣依靠其經濟實力來尋找朋友（例如通過建立類似美國的“戰(zhàn)略性貿易集團”），所能尋得的朋友并不會比美國少。再者，中國并沒有要求東盟傾向中國，但東盟的中立則是中國所希望的。東盟的區(qū)域組織建設如果缺乏自主性，依靠美國來“強化”自身，長遠來看并不符合東盟的利益。正如中東區(qū)域所表明的，缺少自主性而依靠外來力量的秩序永遠不會牢靠。東盟的可持續(xù)性依賴于其自主性。

      其他聲索國的獨立性立場和外交政策也同樣重要。因為美國的“重返亞洲”戰(zhàn)略，一些國家對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幻想，這當然和這些國家的一些領導人本身的親美立場相關。如果從中東的情形來說，可以確定美國絕對不會為了東盟任何一個國家的利益，而和中國進行一場公開的戰(zhàn)爭。這是由今天的國際關系格局所決定的。

　　中美雙邊關系盡管有矛盾，但仍然在發(fā)展和深化。今天的中美關系并非是冷戰(zhàn)時代的美蘇關系，美蘇關系除了核對峙之外并沒有其他實質性的表現(xiàn)，但今天的中美關系已經演變成“中美國”的關系，至少在經濟上如此。在國際層面，中美有太多的重大事情需要合作，包括核不擴散、氣候環(huán)境等等。美國的最大利益仍然是不失去中國，一旦失去中國，美國就是只剩下半個世界的“霸主”。

　　如果考慮到這種情況，個別聲索國要減少甚至放棄對美國的幻想并不難。即使美國真的具有為了東盟一些國家的利益而戰(zhàn)的“利他心”，其能力也是令人懷疑的。美國在中東和其他地區(qū)所制造的亂局便是證據。

      更為重要的是，美、日和一些東盟國家所構建的“中國以大欺小”“強權即公理”的話語，實際上是美國和西方而不是中國的邏輯。當中國和越南通過政治和外交談判，解決陸地邊界劃分和北部灣海上界限時，越南不僅沒有吃虧，而且獲得了不少好處。事實會證明，像菲律賓那樣訴諸于大國政治化或者“國際法律化”的途徑，試圖迫使中國屈服，不僅得不到任何好處，反而會損害其國家利益。

　　圍繞著仲裁案的游戲剛剛開始，各方都在思考著下一步如何走的問題，本區(qū)域的秩序到底往哪個方向發(fā)展？是維持昔日的穩(wěn)定還是被“中東化”？人們當拭目以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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